1941年3月，时任军分区司令的陶勇，独自一人踏上了海上的征程，与当地最大的海匪头目孙二虎进行了一次关键的会面。孙二虎所率领的海匪队伍人数庞大，达到了300余人，配备了枪支、弹药和火炮，长期在海上横行，堪称一支实力强大的势力。尽管是海匪头目，孙二虎在领导这支队伍时也面临着重重制约，因为他无法独揽大权，许多决策需要照顾到麾下其他海匪头目的意见。
陶勇对孙二虎的情况非常了解。就在一日前，孙二虎带着六名手下上岸采购物资时，被陶勇提前获得情报并布置的特务营成功抓获。陶勇的任务异常艰巨——他被陈毅派遣到江苏如东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在此建立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虽然陶勇和新四军的力量足以在该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但如东沿海的地理特点却带来了难题。由于新四军缺乏海上力量，这使得即便建立了根据地，也始终面临着日军海上进攻的威胁。
展开剩余77%陶勇意识到，若能在海上组建一支海上军事力量，掌控周边的海域，就能将海洋变成一道屏障，有效减少海上威胁。于是，陶勇积极从陆军中抽调兵力，准备组建海上力量。然而，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任务，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培养与发展。与其等待海军力量的建立，依靠海匪迅速起效似乎是更加现实的选择。而孙二虎的被俘正成为了这一战略的关键契机。
因此，当陶勇得知孙二虎的行动后，果断布置特务营设下包围圈，成功将孙二虎擒获。事后，陶勇亲自解开孙二虎的绑缚，并试图劝说他加入抗日行列。孙二虎当时表示愿意考虑此事，但明确表示需要回去与其他海匪头目商讨，第二天再与陶勇见面。这样的提议对陶勇来说充满风险。虽然有建议说可以让孙二虎回去，但约定的会谈地点最好设在陆地上，而非海上，以保障陶勇的安全。然而，这样的方案虽然能确保安全，却难以打消海匪对新四军的戒心，因此陶勇最终决定单枪匹马前往海上会见孙二虎，以此表达自己的诚意。
次日，陶勇果断地独自一人登上海上，与孙二虎及其300余名海匪进行了会谈。陶勇深知孙二虎的抗日意图，但不清楚其他海匪头目的立场，因此，能否打破海匪们的疑虑，成为了此次会谈的关键。陶勇没有想到的是，孙二虎回去后向手下报告新四军的提议，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海匪们纷纷表达了反对意见，主要的担忧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海匪们多年来一直以劫掠商船为生，虽然孙二虎在其领导下从未为非作歹，甚至秉持着“劫富济贫”的原则，但他们仍然心生恐惧，害怕一旦上岸后，过去的种种行为会被清算。其次，新四军作为一支人民军队，享有良好的口碑，但海匪们深知日军的强大。面对日军的正规军，他们尚且难以应付，更别提和日军进行殊死搏斗了。出于这些考量，海匪们不仅拒绝加入新四军，甚至商议是否将陶勇绑架，交给日军，以免日军因陶勇的举动找上他们。
此时，陶勇的处境可谓险象环生，形势堪称危急。然而，他并未惊慌失措。在众多海匪高声要求捉拿陶勇时，陶勇冷静地开口，问道：“你们要将我送给日本人，但你们知道他们杀了多少人吗？”这一简单的问题顿时让喧嚣的海匪们陷入了沉默，连孙二虎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陶勇接着详细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讲述了数十万无辜同胞的血腥屠杀，并再次发问：“你们这些本地人，为什么从未见过自己的家人？他们都去哪了？”
这一番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阵阵波澜。一个绰号“黑鲨”的海匪炮手终于忍不住开口，讲述了自己的父亲在吴淞口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的经过。黑鲨的话语虽轻，但其中饱含的仇恨却显而易见。随即，越来越多的海匪站出来，讲述自己家人被日军残忍杀害的悲痛往事。有的人甚至掀起裤腿，露出曾在日军劳役期间留下的伤痕，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再次涌上心头。
陶勇看着这一幕，也毫不犹豫地掀起裤腿，露出了膝盖上一个大如碗口的疤痕。这并非当年做劳工时的印记，而是在黄桥战役中与日军殊死拼杀所留下的伤痕。当陶勇将自己手中的破布递给孙二虎时，他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是我的通信员在临终前留下的，上面用血写下了四个字，请你读一读。”孙二虎接过破布，看到上面写着“还我河山”四个字，顿时愣住了。过了许久，孙二虎才深沉地读出了这四个字。
这一刻，整个海匪群体的气氛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此时，有海匪高喊：“敌人来了！”所有人都转头看去，发现远处的海面上正驶来一艘日军巡逻艇。陶勇没有丝毫犹豫，立刻高喊：“你们敢不敢和我一起打鬼子，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话音未落，海匪们齐声高喊：“敢！”就在陶勇带领海匪与日军巡逻艇展开激烈交战时，他们取得了胜利，成功打击了日军。
经过这一战，孙二虎所率领的海匪队伍最终加入了新四军，并组建成海防团，成为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陶勇的大胆举措，成功地把海匪的力量转化为抗日力量，也为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增加了新的战略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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